西夏陵出土的鎏金銅牛。

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綠釉鴟吻。

以上圖片均為馬強提供

位于銀川市以西、賀蘭山東麓的西夏陵，以特殊的方式見證著近兩個世紀的西夏王朝歷史，濃縮了文化、藝術、宗教等多方面信息，展現了中華文明多元融合的壯麗篇章。

西夏陵是現存規模最大、等級最高、保存最完整的西夏文化遺存。1972年至1977年間，考古人員第一次對西夏陵進行系統調查和科學發掘，證實了《嘉靖寧夏新志》所載西夏陵處于賀蘭山之東。西夏陵的確認和發掘，推動了西夏考古的發展。

西夏陵的整體朝向為南向偏東，西北傍高山，東眺興慶府與黃河，背山面水、地勢高敞開闊，各座陵的空間軸線都與賀蘭山的某個山巒頂峰相關，借山勢襯托出陵墓建筑的恢弘氣勢。西夏陵的選址充分利用自然地理的特點，選擇西靠賀蘭山的洪積扇高地，利用了干燥少雨的氣候條件。陵區內有32處防洪工程遺址，是伴隨西夏陵不斷拓展的過程持續建造的。防洪墻主要以石塊堆砌，內填黃土，一般選擇在地勢較高的區域建造。排洪溝直接于地面向下開挖而成，有效避免和減少了山洪對陵區相關設施的沖刷破壞。

西夏陵的構成分為地面和地下兩部分。地下部分為墓道及墓室，所有的墓室均已遭毀滅性破壞，目前僅6號陵的地下部分經過考古發掘。地面部分基本呈中軸線對稱分布，有三面或四面圍合而成的陵城。陵城南側為月城，與陵城平面呈倒“凸”字形。陵城內設有獻殿、墓道、墓室、陵塔等，月城南側中軸線兩側有碑亭、闕臺等。在陵城和月城之外，有4個角臺，成為界定每座陵園范圍的標志物。

西夏陵的布局結構和陵寢制度，從選址理念、陵園布局、建筑形制、建筑材料等方面，繼承了唐宋的基本特征，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再創造。比如，西夏陵結構單純，無下宮、后陵等；增設月城，將神道變短，縮入月城之中，石像生在神道兩側呈多列排放；角臺、中心臺等建筑在其他時期帝陵中未見等。

碑亭在西夏陵的布局已制度化。每座陵一般為兩座或三座碑亭，有的大型陪葬墓也有碑亭。在西夏陵多座碑亭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碑石殘塊，包括西夏文和漢文。兩種文字的石碑并存，顯示出黨項族和漢族文化在西夏都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殘存碑文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，補充了歷史文獻的不足。通過碑文可以了解到西夏的君主世系、政治制度、經濟狀況、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內容。

西夏陵出土的建筑構件有陶、瓷、琉璃、石構件，造型粗獷豪放，諸如鴟吻、套獸、迦陵頻伽、摩羯、海獅、鴿子、寶瓶等脊飾，板瓦、筒瓦、瓦當、滴水等屋面建材，磚、柱礎等地面建材，集中展現了西夏取材中原地區建材形制、材質基礎上所作的創新，其工藝水平可與中原相媲美。其中的琉璃構件燒造水平高超，色澤光亮如新。最典型的是6號陵南門出土的綠釉鴟吻（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），高152厘米，是國內已知最大的琉璃鴟吻構件，展現了琉璃燒造工藝在西夏地區的傳播，也體現了西夏建筑體量的宏大雄偉。

出土于各陵園碑亭的力士馱碑石座現有11件。這些力士碑座的造型基本一致，座身正面的力士像屈膝跪坐，臉頰豐滿，雙目如鈴，雙眉粗長，眉梢上翹，塌鼻短粗，唇角斜出獠牙。這些碑座不同于中原文化常見的龜砆座，以力士形象馱碑展現出威嚴的氣勢，充滿力量感，是西夏人融合唐宋佛教石刻藝術的風格創造出來的。

陵區出土的錢幣、絲綢、珠飾、金銀飾等隨葬品，見證了西夏時期活躍的商貿交流活動，揭示出西夏在貫通歐亞大陸的“絲綢之路”中的跨區域交流活動的樞紐特征。黨項族原來從事畜牧業和狩獵業，后來亦從事農業生產，又逐步學習接受各種手工業行當，并吸納漢族工匠參與制作。西夏制瓷業發達，種類繁雜、器形多樣，不僅深受北宋定窯系、磁州窯系和耀州窯系的影響，還受到黨項民族生活習俗、游牧傳統的影響，是研究西夏物質文化生活的重要實物資料。西夏陵出土的白瓷板瓦和槽型瓦，雖然用法不明，但經過科學檢測分析，其工藝與同時期的靈武窯白瓷接近。

西夏陵為業已消失的西夏文明提供了特殊的見證，為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考古支撐，豐富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涵。

（作者單位：寧夏回族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）